卷三四 崇祯三年三月（五）
命陕西延安、庆阳、平凉三府额饷俱宽限缓征，余府务遵旨完觧，不得稽迟。
工科右给事中颜继祖上言：臣近管注销，连日看详章奏，始知各省捐助陵工之疏未尝与银并至，不过先将数目奏闻，间有隔一二月始至者，有累月而终不至者。夫友朋庆吊之礼驰，一介踵门则束帛生刍必与尺牍俱陈，未有持空亟而成享者。况臣子之于君父乎？勿论纸上之铺张不能止望梅之渴，即途间之濡滞，安所将竭蹶之诚，不敬莫大乎是。即按道里之远近以较情罪之重轻，亦但惩一二觧官而已，其何济于公家之急？臣以为自后凡有捐助，必银数取齐方许发疏，疏必实开觧官姓名，起程日期，并限某月某日到京，但有稽误，立刻处分。兼敕通政司，遇有抚按差役赍捐助疏来京者，验无实银，将疏驳还，不得擅为封进，庶稊米一粟皆有实际也。即近日各官带催工部料价，亦必取现银入觧方为有济，不得但据司府揭报便以上闻。总之千万之虗名不如十百之实事耳。帝深然之，命所司严核并申饬带催料价。
山东道御史祝徽上言：司道之升转自宪长而下，速如流水；方伯而上，难若登天。阅历之时愈久，任事之念易灰，似当于平常者严加考核，表著者设法疏通。有司之参罚，钱粮有数目，催科有经管，完觧有时候必一一不爽，然后参罚行而功令信。今或未履任而督其逋，未起征而勒其额，且起觧在途，完纳在司，而误罚镌俸者有之。臣请立法先论时日，压征、见征、带征皆以开征日为始，总计一年，每月应完若干，而以一年殿最之，抚按复核而参罚之，户部总计分别惩处，挈领提纲，法莫善焉。章下所司。
仓场尚书孙居相上言：迩来运船多缺，运事大坏。持筹者蒿目焦思，无能为计，不得已复理雇募民船之说。查运船缺数虽多，而运价额设原厚。如行月有粮过江过湖，有米□亶羡，房水有价，每一船之银自可足一船雇募之用。即谓江广路遥，额用不足，则尚有缺船洒带之银，如数百船内缺至百只，洒带五十而止。雇募五十以一船雇一船苦不足，以二舡雇一舡则有余。壬子年臣曾行此法于江南，前银除雇船外尚有余剩，而寄库者如溧阳、长洲等县是也。顷年民弱军强，文驯武悍，有司粮长每为运粮官旗所迫胁，而雇募浸失其初意。于是有军民平出其值者，有军认三四，民认六七者，甚至有独出于民者。夫运粮原系旗军之事，而移之于民，已为桃僵李代，况军任其少而民反任其多乎？又况军坐领运价而不亲运事，民既输粟米而又代军力役乎？军何幸逸而有获，民何不幸劳而多费也？
政体不平，莫大乎是。总由有司误认雇民船之说，流害至此。臣谨平心而论，如民舡直抵通关者，应提取行月粮银全给之，而□亶羡房永等银则仍给官旗。其军民分认者，查原数多寡，追取偿民，余者亦听官旗自领。但官旗散处他省直卫所，抚按文移，隔越难行，而总漕巡漕提衡七藩，必当细心折算，分拨均平，祈勿累民亦勿累军，以共勷漕事耳。然民船当恤，又不止此。臣闻漕船过关，犹或免税，至应募民舡，则无一获免者。锁吊拷勒，数且倍之。夫民梯航数千里为国输将，非其本等差役，既装漕粮，即与漕船无异，似应一体免税。即或以食物自携，亦宜照例免其盘诘。如虑客船假托，令漕司给以印符可也。帝谓览奏深晰民艰，民船运粮，倍宜轸恤，有司雇募当现给运价，其关津稽勒旗军欺凌，胥役需索诸弊，漕运官何不察禁？所司严饬行。
戊戌，以南企仲为南京吏部尚书；傅振商为南京兵部尚书，参赞机务；冯英为南京刑部右侍郎。
以沈珣为右副都御史，巡抚山东。是日，京师火药局灾。己亥，陕西巡按吴焕疏觧赎锾及节省银一千两助饷。又疏自二年至今春俸银尽捐充饷。并优旨核收。
庚子，升李遇知为太常寺少卿，马鸣世为顺天府府丞，杨建烈为大理寺左寺丞。
议开泾水灌泾阳、三原、醴泉、高陵、临潼之田。
升广东按察使颜欲章为浙江右布政使，调樊一蘅为陕西右参政。
户部尚书毕自严覆奏御史饶京鼓铸之议，谓铸钱一节，不独南北开局，先经通行各省广铸取其息以补新饷之不足，乃苦于无息施开旋罢。今日所现开者，仅湖广、陕西、四川、云南宣、密二镇而已。按四省所铸，其息亦不尽归朝廷，而复苦无铸本，揆厥所由，总以买铜而非采铜也。有地方之责者，每惧生事扰民，而以开采为戒，曾不思荆楚秦晋诸商所负贩而来者，果天雨地涌乎？以天地自然之利为奸民所专，而公家倍称以易，亦何赖焉？臣考《会典》，洪武之初及永乐九年、嘉靖六年，俱差官各省铸钱，葢因利于天地，取不竭而用不穷，有俾军需，良非浅鲜。宜令抚按查产铜地方，选委风厉司道一员，提一旅弹压其间，比照开矿规则，十取其三与小民共之，则铜山之利朝廷始能收为已有。小民所采之铜，仍照值市以入官，将私贩可绝而买铜之工本可省矣。所铸之钱即可为本省杂费，而本省存留之银便可觧京充息，即数十万可立致也。如铸钱果多，不妨觧京充饷，所费不过水脚耳。夫铜与铅皆钱局所必需，今山西之阳城、广东之阳城俱已计其采铅以资鼓铸，何独至于采铜而疑之？但恐别有金银之矿，则仍应查明闭塞，不得轻开衅端。或原无铜矿地方，亦宜听其自然，不得逼勒以滋多事耳。至湖广年来未尝不铸，而卒无分文之觧，总以考成未定也。自后凡鼓铸地方以取息之多寡为司道之殿最，则公家之利既引之于前，一已之害复迫之于后，其敢不竭蹶趋事乎？帝从之。
江西道御史饶京请严乡试关节之禁。帝令所司申饬。南京广西道御史刘飬粹疏奏：从古立国之主，建邦设都，未有不厚其屏藩而广其环卫者。周汉唐悉都长安，周之诗曰：考卜惟王，宅是镐京。又曰：天子命我，城彼朔方。是周以朔方为边，去都远矣。汉纳娄敬之言：据百二之险，和亲匈奴，休飬中国。至武帝时，愤白登之围，频年命大将军出击，拓塞三四千里，故终汉之世无匈奴之祸。唐之世，北边虽远，而西近突厥，每一蠢动辄至渭桥。太宗时，府兵凡七百余所，而关内几半天下，虽居重驭轻，亦以制西边也。宋都汴梁，立国与前代异，其后受金元之祸最惨。然当盛时以白沟为界，以天雄诸军为三镇，沿边屯戍，使边人不敢南向牧马，去塞亦未尝不远也。
太祖起自江左，驱逐残元，即古会州之地设大宁都司，营州等卫，而封宁藩于辽东、宣府、大同，东西并列，以为内边。又命魏国公起自古北，至山海关，增修关隘，以为外边。神谋睿算，敻哉远矣。文皇帝愤残属之侵扰，遥都以逼之，而自为守。然是时边塞远者三二千里，近者亦不下千里，又有雄兵如林，猛将如虎，何边患之足虞？其后兵力小衰，蕃部日盛，土木之变，乘舆为其所获，而始追究于大宁之弃，使三卫为之乡道也。吁！可以观世变矣。又其后，俺荅始大，控弦四五十万出没河套，嘉靖庚戌，直薄都城，生灵为之毒害，乃议封、议市。说者始归咎于东胜之不守、河套之渐失，吁！又可以观世变矣。今国家之势与前迥异，向也以大同、宣府、延绥、辽东为四镇，今则全辽既失，去我左臂矣；向也以朵颜、大宁、福余为藩篱，今则三卫析而入于东朝，藩篱撤、腹心危矣；向也专备插部，今也兼备东朝，插部志在子女、玉帛犹可羁縻，东朝志在跨城连郡，不可向迩矣。
夫边疆之势屡更，敌国之形逓换，我犹然燕雀处堂，嘻嘻自得，安得不起远人窥伺之心，酿生民涂炭之祸哉？贾子曰：抱火厝之积薪之下，而寝其上，火未及然，因谓之安。今火已然矣，不可不猛省也。夫国家既以燕为万世不拔之基，一步不可轻移，则所以环卫而巩固之者，当乎图变计。臣以为大要有三焉：易曰：王公设险以守其国，设之为言，非天造地设也，葢本无险而王公自设之耳。蓟门一带岂无险可守？而马兰不戒，如入无人之境，则以承平日久，壁垒鞠为茂草，而阻厄尽夷也。似应于喜峰、古北诸口相度地势，或挑浚深堑，或纵横沟亩，择要害增戍兵以守之，而又于蓟州盘山渔岭之上、密云石匣之间筑为坚城，防以重兵，即有不测，令堵截不得深入，此当议者一。语曰：兵分则力弱，兵合则力强。摆边军士每口止数百人，敌以数万突至，独力捍之则不能，合力捍之则无及，此所以往往多败也。